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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庆阳积极实施翟池景区提质扩容等文化旅游项目，依托农文旅融合特色村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6个，环州故城窑洞客馆成功创建为国家乙级旅游民宿。组织开展乡村旅游体验行等文化惠民演出近30场次，非遗进景区示范性活动9场次，环州故城《印象环州》等旅游景区常态化驻场演出95场次。2024年，庆阳接待游客3500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180亿元。

　　随着参与网球运动的人逐渐增多，中国网球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纪宁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项目，在北京朝阳区规划一个‘大满贯网球文化公园’，将汇集所有大满贯要素。人们既能在此观看全球顶级赛事，也能在场地上训练和比赛。”纪宁说，这仅是一个案例，但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网球运动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专业化。作为体育产业的参与者与观察者，纪宁表示，不仅北京，全国各地网球运动设施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澎湃新闻：我还没有去过石峁，但我知道您2024年曾去石峁遗址考察。这处遗址的发现，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是否改变了学界乃至公众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知？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解决老百姓对养老的关注点，就是银发经济的发力点。”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说，随着全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健康状况的改善，老年人也可以继续发光发热。

　　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会的核心地区，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重镇。来自青藏高原的马匹、羊毛、皮革、药材和来自内地的茶叶、铁器、盐、糖、粮食等在此集散流通。

　　参与运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西畔的国家网球中心两片红土网球场地的维宁体育创始人、CEO纪宁8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本就稀缺的网球场馆在郑钦文夺冠后变得更加炙手可热，现在根本都约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