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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志丹介绍，重庆将具体实施七大行动：一是扩大筛查行动，开展重点人群、重点场所结核病主动筛查；二是规范治疗行动，实施结核病定点收治、传染期结核病患者定点住院治疗、结核病规范化诊疗、加强随访管理、提高诊疗服务可及性；三是遏制耐药结核行动，加大耐药筛查、转诊及监测力度、规范耐药结核病诊疗、落实耐药结核病患者管理；四是患者关爱行动，加强医药保障、实施多方救助及既往患者关怀行动；五是预防阻断行动，做好卡介苗预防接种、开展预防性治疗、强化感染控制；六是宣传普及行动，开展志愿者结核病健康知识宣传“进社区、进企业、进医院、进校园、进家庭”的“五进”活动；七是能力提升行动，提升检测能力、强化队伍建设、推进智能化服务、推动科研创新。

　　木府是丽江木氏土司衙门的俗称，布局结构模仿北京紫禁城，议事厅、万卷楼、护法殿等沿中轴线依次排开。其建筑既有明代中原建筑的风采，又保留了唐宋时期中原建筑的古朴粗犷，庄严厚重，是丽江古城的文化地标之一。

罗森：以前的教课任务繁重，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做研究。我眼力很好，擅长观察。我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时，就做了很多研究，不过主要是基础性的研究。我首先得弄清楚博物馆里到底有什么，所以，那25年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在博物馆的地下储藏室里，一件件地仔细查看那些文物。大英博物馆里的早期中国文物，我几乎都认识。换到现在，那段经历可能很难再有了。当时博物馆的管理比现在宽松，而现在，如果策展人想进文物储藏室，得先获得许可，再向安保部门报备，流程要复杂得多。除了熟悉馆藏，我还要写文章，因为研究工作是获取经费的基础。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大学，资金来源都与研究成果挂钩。此外，我还要策展，要去美国、日本考察不同博物馆的馆藏。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前15年，我的主要精力都在打基础。后来我去了大学工作，生活方式、科研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天工”仅仅是一台机器人吗？非也。大处看，它还是一些企业、科研机构的“母平台”，可借此在具身大脑等前沿领域加速探索。上游，优必选、京城机电等为研发“天工”提供资金、技术和应用场景支持；下游，奥比中光的视觉传感器、因时机器人的“灵巧手”等与“母平台”实现无缝对接。立足大平台、精研小装备，大中小企业各展所长、分工协作、融通发展。由此，可以看到“抓大育小”“以大带小”的方法。

　　每逢夏日，王江泾镇大片观赏荷花便会盛开，吸引着四方游客，荷花鲜切花更是畅销周边城市花卉市场；莲藕收获时节，藕田研学基地可供孩子们体验挖藕乐趣，感受乡村魅力。

罗森：敦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交汇点，它展示了西亚的艺术与思想如何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并逐渐融入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在唐代壁画和装饰中所见的诸多精美图案，实际上正是通过敦煌这一门户自西亚传入，并在中国工匠的巧思之下加以融合、演变形成的。从墓葬文化到石峁遗址，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必须关注不同的“文化入口”，即外来文化如何进入中国。这些入口几乎都位于北方，其中最重要的三条文化传播通道是河西走廊、汾河流域和北京地区。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中国对海洋的利用一直相对有限。明朝之前，海洋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我想，部分原因在于首都与海洋相距遥远，统治者对海洋事务的关注较少。并且，海上盗匪的存在也使得中国对海洋发展的兴趣不大。然而，到了明朝，随着外国势力的到来，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国人，你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对外交通主要依赖新疆和草原通道。但随着欧洲人掌控大西洋，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要知道，欧洲人首先掌控了大西洋，而中国从未真正尝试过主导海洋。对欧洲而言，这是一种生存的必要，因为欧洲被海洋环绕，如果不掌控海洋，欧洲人就无法维持生存。因此，欧洲人不得不进行这项壮举：横渡大西洋。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你不能直接穿越大西洋，也不能绕过非洲直达印度洋，而是必须先向西航行，抵达南美洲，然后再折向东，绕过非洲南端，沿着一条极为复杂的航线前往中国。实际上，中国完全有能力穿越太平洋，但历史上几乎没有尝试过。

　　陈政高于1970年担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员；1978年任大连海运学院团委书记；1982年任辽宁省大连团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1985年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1988年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常委、副区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1997年任辽宁省省长助理；199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2003年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