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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教授是西方最活跃的中国艺术与考古学者之一。她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主任、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及牛津大学副校长。1990年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2002年被英国女王授予“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2012年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2017年获弗瑞尔奖章，2022年获唐奖汉学奖。她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古代青铜器、玉器、石窟艺术及中国墓葬结构等。她在中国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祖先与永恒》和《莲与龙：中国纹饰》。她的新作《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Life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China）预计将于2025年下半年在中国出版。

　　“收入增长如何，民众腰包是否充实，直接决定消费水平。”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表示，消费不振不仅仅是消费市场重点品类增长有具体困难，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消费能力提升有掣肘。本次专项行动将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就是要着力破解这一难题。

　　“我们通过‘体育+’激活了沉睡的资源。”严勇称，围绕赛事活动，铜梁深入推进文体旅商融合，策划了乡村旅游节会、舞龙和非遗展示及川南渝西联动推广旅游线路等活动，依托产业融合延伸价值链条，最终实现从“赛事流量”到“城市留量”的质变。(完)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新西兰政府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2024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7%，优于分析师预期的0.4%和央行预测的0.3%。这一增长是在去年第三季度1.1%的收缩基础上实现的。

一是聚焦产业新要素，打造综合成本优势。成本是企业发展重要的考量因素。近年来，上海瞄准企业关心的投资成本、直接成本、融资成本、转型成本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揽子创新举措。比如：去年出台了工业降本增效“17条”，实打实为工业企业降低用能、土地、贷款等成本超520亿元（比如，降低工业用电、气、热、网等成本超50亿元）。目前，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排名全国城市第1，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连续15年排名全国第1。今年还将加大力度，在去年基础上再降百亿元。同时，瞄准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放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综合成本优势，强化智算、语料、绿电、场景、平台等创新要素供给，更好助力企业增利。

　　为深入推进结核病防治工作，重庆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制定了《重庆市结核病防治行动方案(2024—2035年)》(下称“行动方案”)《重庆市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2024版)》，进一步指导和强化结核病防控工作。